本书的原始文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蒋学模的译本。
蒋版是从英文版转译的，不可避免的在人名、地名的译法上和法文的读音不符，还有一些同样因转译带来的瑕疵。
但瑕不掩瑜，因为译者本人的文学素养和翻译水平，这个译本文笔简洁、优美、流畅、内敛，韵味醇厚，在艺术性上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很多读者认为这是本书最好的译本，在读过这个译本之后，再读其他译本都味同嚼蜡。
《基度山伯爵》是大仲马最受人欢迎的作品之一，它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法国和美国多次被拍成电影。尽管这部书问世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但仍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
对于一部小说，各种各样的人，可以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喜欢它或不喜欢它。一部不好的书，不会因为有一个好人喜欢它就变成一部好书。一部好书，也不会因为有一个坏人喜欢它就变成一部坏书。《基度山伯爵》这本书究竟应该怎样全面评价？它为什么能受到世界各国读者的欢迎？这个问题留给文艺讨论家去回答。这里我只想谈谈我个人对这本书的粗浅的看法。
大仲马的戏剧和小说，大多情节曲折，场面惊险。而大仲马又有叙述故事的卓越技巧。不论情节多么离奇，在大仲马的笔下，人物和故事都栩栩如生。《基度山伯爵》便是大仲马的代表作之一。特别是，由于大仲马既是小说家又是戏剧家，他在写小说时，充分运用了他写戏剧的技巧，所以人物之间的对话极其生动。如这部书第九十五章《父与女》中邓格拉司和欧琴妮的那一番对话，绘影绘声，完全是舞台化的，读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基度山伯爵》的故事情节，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故事情节的发展，各个角色的命运安排，都不是按照某、种公式化、概念化的模子倾倒出来，而是奇特新颖、引人入胜，处处使人感到异峰突起，天外飞来。如邓蒂斯发现宝藏后对他那几个仇人的报复方式，事先怎么猜测都是难以想象得到的。邓格拉司、马瑟夫和维尔福这三个仇人，最后都是家破人亡，但他们破灭的具体方式，又全然不同。故事情节的发展出乎读者的意料，但每一步发展，读了又感到确实是在情理之中的。和那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相比，和那些一看开头、便知结局的小说、电影、戏剧相比，《基度山伯爵》确实是具有极大的魅力的。我认为，《基度山伯爵》之所以被读者喜爱，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但是，《基度山伯爵》虽然是一部长时期来受读者欢迎的小说，它和它的作者大仲马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地位却并不很高。这主要是因为《基度山伯爵》尽管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展开故事情节的，尽管在某些细节上也反映出社会的进程，但没有能反映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也未能通过典型的人物和典型的事件来概括社会生活的本质。《基度山伯爵》的故事背景跨越了波旁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两个时代，这是法国历史上阶级矛盾极为错综复杂、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权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正在进行最后的较量，工人阶级也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大仲马作为一个共和主义者，本可以在作品中把七月革命前后法国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表现出来，但作者却无意于深入解剖当时的社会生活，一百万字的巨著主要靠曲折的情节支撑。因而尽管故事叙述得有声有色，写作技巧有不少可取之处，整部作品的认识价值却不算高。与大仲马同时代而且同属浪漫主义流派的雨果所写的《悲惨世界》，却能以感人的艺术笔触，通过主人公的悲惨遭遇，描写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的苦难生活，展示了广阔的社会图景，甚至正面描写了一八三○年巴黎人民的起义斗争。因而在文学史上，《悲惨世界》高于《基度山伯爵》，雨果的地位显然也比大仲马重要得多。
我翻译此书的动机和经过是这样的：四十多年前，我看了美国好莱坞出品的影片《基度山恩仇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九三九年，我在四川大学图书馆里，找到了英译本的《基度山伯爵》。我为这本书曲折情节所吸引，废寝忘食地把它读了一遍。以后，每隔一个时期，常常抽几章来读，不知不觉中把全书又看了一遍。当时，我就有念头想把它翻译出来，介绍给我国的读者，但象这样一部百万字的巨著，没有出版的保证和较安定的环境，是不会有勇气动手的。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获得从重庆到上海的交通工具，我整整等候了一年，《基度山伯爵》的翻译工作就是在这一年进行的。回上海后，我又继续用大半年的时间来译完全书，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七年间由文摘出版社陆续分册出版，当时的书名就用了电影的名称《基度山恩仇记》。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这部书一共印了四版。但四版加起来，总共不过三千部左右。这个数字，现在的读者听来几乎是不可相信的。仅此一端，也就可以看出，旧中国的文化事业到底是个什么状况了。
我不懂法文，这次重新出版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的同志根据法文版原著对书中的人名、地名、货币名称以及译文中的一些地方的译法作了订正，在两处地方补上了英译本中删去的几句话，也纠正了我原来的若干误译和翻译得不够准确的地方，谨此致谢。
蒋学模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五日
大仲马《基度山伯爵》
